皇上虽然独断独行，有时倒能主动听取意见，而职业道德水准高的谏议大夫“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，有时甚至冒死相谏，以代表黎民和社嵇的最大利益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。

　　以前企业设企业管理办公室、研究室之类的机构是充当此类角色的，他们根据领导的风度和接受能力，相应提出批评力度不等的“建议”或“方案”。眼下，虽然“厂务公开”、“民主管理”、“企业文化”经常放在口头上和书面上，但是中国共产党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这“三大法宝之一”在企业却有失传之虞。

第二招是设公平、公正的科举制平台来选拔人才。

　　那时的科举制虽然有害人的一面，但是毕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西方的政府管理就是学习中国的文官制度而建立的。科举中如有作弊，皇上是格杀不论的。现在我们的高考是选拔“秀才”，我们现在没有选拔“进士”和“状元”的公平、公正平台。

　　我们的企业中，计划经济还至今在人才管理中发挥作用，他们会计划干部的年龄、性别，有计划地培养人才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中哪一个是计划培养出来的?有的干部部门的干部不学无术，倒是能够胜任选才的工作。所以有的拿大工钱的干部架子很大，却是属于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”之类。

　第三招是招贤榜和打擂台。

　　皇上求贤若渴，向普天下公开选拔人才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只要你行，你就可以领衔挂帅。

　　现在倒是西方顶级企业取得了我们皇上的真传，首席执行官坐在办公室最差的位置上，经常听取员工的意见。我们大概是招贤榜意识的遗传因子过剩，已经不必多此一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