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容女人可以用很多词语：美丽、优雅、大方。但是对有些女人来说，这些词语未免显得有些苍白，比如杨澜。很少能有女人可以像杨澜一样，占据我们记忆这么多年。一转眼十几年，她红并一直红着，而且红得宠辱不惊。

    资深传媒人士，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创始人，2006胡润女富豪榜第五名，被选入英国《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》，散文集《凭海临风》销量超过50万册……这些辉煌堆聚在杨澜 身上，使得她光芒万丈。但是杨澜却说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幕。

    1990年，《正大综艺》在全国寻找主持人，最后一轮复试的题目是：一、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；二、介绍一下你自己。

    “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，而是要看她是不是有强烈的和观众沟通的愿望。父母给我起名澜，就是希望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，自强、自立，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一点……”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，杨澜侃侃而谈，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。屋子里非常安静，听众都被吸引住了，人们不再关心她是否是一个漂亮的主持人。杨澜赢了。1990年，一个清纯自然的长发女孩出现在《正大综艺》中，她清脆悦耳的声音和纯真的学生气息使她备受瞩目，迅速走红。 记者：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很聪明呢？

    杨澜：不是，我其实不是那种聪慧的女孩，但是我很勤奋。我考试时在基本分上一分不丢，地理、历史这种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，随便问哪道题，我马上就能说出是在哪一页上。凡是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我都完成得仔仔细细。我会鼓励自己，这很重要。

    记者：第一次感觉自己成功是在什么时候。

    杨澜：上学的时候，我和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《杨澜视线》，那是一个关于美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，我自己做策划、制片、撰稿和主持。我记得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，当时很紧张。我还第一次亲身采访到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博士。《杨澜视线》总共40集，当时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，虽然片子有些粗糙，但是我到现在对那些内容都记得很清楚。

    记者：你采访过很多顶尖的人物，有压力吗？

    杨澜：有，毕竟都是大人物，我就怕自己说错了什么。后来我发现，越大的人物越不会去计较你的问题。他们都很坦然地接受我的采访。我接触过很多被大家称为社会精英和名流的人物，像金融巨头乔治·索罗斯，著名学者季羡林，华语作家李敖、查良镛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等等。可以说他们都是我人生管道的一部分。不少人在节目之后和我还保持密切的联系。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我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，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。

    跨入商界的第一步大受挫折

    2000年3月，杨澜收购了良记集团，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，成功地借壳上市，自此，杨澜开始跨入商界。资本市场上，传媒概念正如日中天，阳光卫视的出现适逢其时，是时势造英雄的绝佳样本。但杨澜未能料到，短短3年间，阳光卫视累计亏损超过两亿港元。2003年6月，杨澜宣布将阳光卫视70%的股权卖给内地一家传媒集团。

    记者：当时你们大概花了4000万港元买下的良记？

    杨澜：差不多，那是我和丈夫吴征凑出来的。我投身商界不是简单地为了赚钱，是为了实现我过去不能实现的那些媒体理念。但是很遗憾，创业不久就遇到全球经济不景气，当时我压力很大，几乎天天想着公司的经营。我把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，还把自己的工资减了40%。吴征跟我说你做这些没有什么用，你那些工资能占多大比例，省多少钱？我就说，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努力。当时我在怀孕，不敢把自己累着，怕对孩子不好。刚开始谈公司架构的时候，我开会时都要跑出去吐，然后嚼两个口香糖继续开会。

记者：你觉得经商给你的最大启示是什么？

    杨澜：智慧，经商很锻炼人的智慧。我将公司设置为扁平式的管理，而不是像金字塔的管理。各地都有相当的独立性，只要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，就OK，可以拿奖金。有人说，战士和商人不同，战士坚守阵地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，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，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。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。

    记者：你觉得自己顺利吗？

    杨澜：不，很不顺利。幸运的是我每做一件大的事，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比如去美国读书，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，这些很大的跳跃回头看是成功的，并不证明我跳的时候没有痛苦。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？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感觉痛苦。因此，每一次要改变肯定是与周围的不和谐已经达到极限，所以每一次选择都很痛苦。

    记者：你觉得自己成功吗？

    杨澜：记得1990年我大学毕业，有一次打论文到凌晨三四点钟时，电脑死机了，内容也没存盘，我就哭了，这篇文章第二天要交的，而且前面写过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。当时就觉得末日到了一样，但还是要擦干眼泪重新写出来。这个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。我一直觉得我做到现在全靠我的意志力，我不会承认失败。人生是很不定的，就像乘热气球。操作员能做的只是调整气球的高度以捕捉不定的风向，而气球的具体航线和落点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这也正是乘坐热气球的魅力所在：有控制的可能性，又保留了不确定性，所以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都来得刺激。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，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成功与否，享受过程才最重要。

    拥有一份讲义气的爱情

    2006年春节后，杨澜要带孩子滑冰。先生很理智地反对着，但是杨澜冲先生说：我的孩子怎么能没有跟妈妈一起滑冰的记忆！来到滑冰场，杨澜觉得自己不能光站在旁边鼓励孩子别怕。后来，杨澜摔伤了，坐飞机要坐在一个游泳圈般的小圈圈上飞10小时。

    记者：年轻女人的成功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容易走极端，要么是被神话，要么是被轻视，特别是当她有一个博学又富有的丈夫时。

    杨澜：我很依赖我丈夫，不是生活，而是心理。我的感受对别人不会表现出来。只有对我丈夫，我会敞开。阳光卫视受挫的时候，我们俩一块儿谈到凌晨四五点钟。他说你一定要放弃，你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感情。我记得当时他就劝我，一个人适合做的事情是很少的，你把自己的那几件事干好了就足够了。

    记者：你怎样看待婚姻呢？

    杨澜：我认为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，不是金钱，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。爱情有时候也是一种义气，不光是说这个人得了重病，或者他破产了你仍然跟他在一起。还有另一种是，当他精神上很困惑、很痛苦，甚至在你身上发脾气的时候，你依然知道他是爱你的。我经历过很多困惑，但吴征就属于特别讲义气的那种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就要跟你一块儿走。这种力量蛮强大的。当你走过那段时，回过头你会特别感谢那个人。

记者：一直感觉女强人都不会听丈夫的。

    杨澜：一直以来他都很尊重我的选择，甚至为了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。当年我从美国回国内发展时，他毅然关掉了美国的公司跟我回来，而当我决定在北京工作后，他又为我定居北京。家庭幸福的关键，就是太太对的时候，丈夫要听，而太太介于对和错之间时，丈夫也要听。但是我也会参考他的意见。

    记者：平时闲下来会做些什么呢？

    杨澜：找朋友聊天，但是我不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儿讨论恋情。原来在上海的时候，跟余秋雨和陈逸飞是特别好的朋友，隔一段，就想着约出来聊一聊了。我还有一些企业家的朋友，我很欣赏生意做得特别好的人。能把生意做大并强壮的人，一定是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人。

    记者：你觉得最温馨的是什么时候？

    杨澜：记得有一次我先生飞到德国看世界杯，我决心跟孩子一起做次饭。我已经10年没有下厨了，那次我和孩子一起讨论食谱、去超市，比较超市蔬菜和家门口的差价，给孩子灌输价格概念，跟儿子顺便做两道数学题，然后，回到厨房，三个厨房新手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次大餐。

    记者：问一个八卦的问题，你觉得赚钱有多重要？

    杨澜：糊口，仅此而已。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了，我也没有更奢侈的要求。杂志的富豪榜评选排名，恐怕离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。我在公司只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，而我先生在公司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，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。

    走上多远的路才能找到自己

    “头发越来越短，见识越来越广，钱包越来越鼓。”这是这几年人们给杨澜的评语。

    培根曾经说过：“一方面，幸运与偶然性有关——例如长相漂亮、机缘凑巧等；但另一方面，人能否幸运又决定于自身。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，他们作为个体是不显眼的，但作为整体却光辉灿烂。同样，一个人若具备许多细小的优良素质，最终都可能成为带来幸运的机会。”杨澜亦是如此。

    鲍伯·迪伦曾唱过，一个男人要走上多远的路，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。套用这句歌词：一个女人，要走上多远的路，才能找到自己。或许杨澜可以告诉我们，她已经找到了。